1768年初，即乾隆三十三年，浙江省德清县东面城墙坍塌，县令委派石匠吴东明负责修缮。在施工过程中，一名叫做沈士良的男子找到吴东明。沈士良说自己受到两个侄子的虐待，希望通过一种“叫魂”的巫术来惩罚他们。让石匠在打入木桩时将写有他侄子名字的纸条贴在木桩顶部，并用铁锤敲击，就能使被诅咒的人生病或死亡。

德清县，开始流传关于“叫魂”的谣言，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剪人发辫、衣物来“摄取”魂魄的传说。这一谣言迅速在民间传播，产生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一场妖术大恐慌。

随后，谣言甚至传入皇宫，有传言说皇室内部也曾有人试图用类似手法诅咒竞争对手。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深感震惊并立即命令官员进行调查。叫魂发源地江南地区的官员们却表现得不紧不慢，并没有什么进展。乾隆皇帝严厉斥责了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浙江巡抚永德。其他官员如河南巡抚阿思哈也因办事不力受到责骂。

皇帝想查案还能有查不出来的案子吗，之后的故事就狗血起来，各个官员在焦虑皇帝的指挥下刑讯逼供，铸成一个个冤假错案。

等犯人和卷宗被押解至京、由军机大臣傅恒亲审后，案件渐渐真相大白：尽管大量人被盘问、逮捕，但几乎没有发现真正实施“叫魂”术的证据。大多数案件都是基于误解、谣言或恶意诬告。很多犯人由被惊恐的民人胡乱捉起来的外地人在官员的严刑逼供下胡乱编造出来的。

比如，在杭州，四位和尚因为询问过别人家孩子的姓名，随后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从后面追上来，问和尚为什么要询问他们孩子的名字，夫妇责问和尚是不是想用“叫魂”的方法来咒死他们的孩子，随后，引来了一堆焦躁不安的村民。人群中的一位当地的保正设法使狂怒的人群安静下来，但因为事态严重他不敢擅自处理，就把俩和尚带到了官办的驿站。在县衙上，惯用的刑讯便开始了。衙役们将和尚拖走并戴上夹棍。最后，和尚被夹棍夹致骨折，并用木条掌嘴十次。稀里糊涂招供后，和尚又被送到了上一级的官府。

经过数月的调查，乾隆帝最终宣布“叫魂”案基本为子虚乌有，许多人得以释放。孔飞力在其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深入分析了这一事件，认为它不仅是对民间迷信的反映，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现象，不仅关乎迷信和恐慌，更触及了政治、社会结构以及信息传播机制等多个层面。